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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家坞难忘啃锅巴的日子
发布日期:2021-11-25 09:5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刚开始做生意,很简单,别人要货,他们从村里收过来,加点利润发过去。到了年底,一盘点,夫妻俩有点吓着了,这一年赚了1万多元。他们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儿

  最撩拨人食欲的是锅巴,被柴火的余热烘烤后,大油沁进去,米粒厚薄均润地泛着一层焦黄。就着霉干菜啃一口,滋味赛过便利店包装精美的零食。

  春娟姓孙,1961年生人,是杭州城郊梅家坞村的茶农。这里盛产西湖龙井。2001年,春娟装修了房子,开了以自己名字为招牌的农家饭店——“春娟茶楼”,泡龙井、烧土菜。

  “土灶煮饭现在是特色,客人喜欢吃,都说香。能吃上锅巴,他们可高兴呢,很多10多岁的小孩从来没吃过。”春娟的表情却有点复杂—— 在她的童年记忆里,锅巴的焦糊味,总是和半饥半饱的感觉紧紧相连。

  梅家坞村是个依山傍水的狭长山村,背靠狮峰山,梅坞溪穿村而过。由南到北有条梅灵公路,往南通向钱塘江边,往北穿过梅灵隧道,指向香火袅袅的灵隐寺。

  春娟茶楼就在狮峰山脚,走下两米高的石砌阶梯,就到了公路,过了马路是梅坞溪和一个很大的停车场,溪边古树参天。

  春娟家的农家院经过改造,现在是统一的中式风格,从窗棂、吊灯到桌椅,院落内还新建了一段回廊—— 空间有限,回廊仅有4米,没有曲折,摆上两张桌子,功能类似于凉亭。装修上还尽量植入中式书画—— 30厘米宽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沿墙眉裱了一整圈,吊灯罩上也是。

  为了招徕生意,这些装修就花了春娟家25万元。不过这其实并不是最吸引食客的,门口的土灶和架子上的自制酱鸭才是春娟茶楼的招牌。其他农家饭店也大抵如此——“土”的东西在这里很时尚,要土就土得掉渣。

  这个冬天的早上,春娟一家人吃过早饭,喝茶晒太阳,和邻居闲聊着。米饭已经焖在铁锅里,旁边几只小煤炉上“突突”地炖着本鸡煲,一切准备停当,等待第一批客人来临。

  因为是工作日,生意不比周末那么红火。春娟拉开院子里的藤椅,沏上一杯龙井,回忆起遥远但却滋味浓厚的锅巴。

  “小时候家里兄妹多,饭不够吃,谁要活没干完耽误了吃饭时间,能吃上锅巴就很好了。那时候,吃不饱肚子,盛饭时把锅底刮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锅巴。”春娟说,最后吃饭的常常是妈妈,她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,“后来想想我们真不懂事,就知道自己没吃饱,没想过妈妈为我们饿肚子。”

  春娟1961年出生在另一个茶村龙坞,兄妹五人,两个哥哥,一个姐姐,一个妹妹。童年在她的记忆中总是饥饿,没有新衣服穿,大哥穿小的给二哥,到她手上就是“四手”旧衣服了。父母拼命赚工分,养活五个孩子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  “成年劳力做一天工是8角钱,我们劳力不够,吃的比干的多,需要向集体借,那时候叫倒挂户。”春娟回忆,为了填饱肚子,父母在出工前后,在自留地里种了些土豆,那个时候的土豆是要当饭吃的,青黄不接时吃得掉眼泪,也还必须填肚子。

  可土豆如今是农家饭店的主打菜之一。日子渐渐好起来,油腻的胃需要调节。锅巴更是“极品”,有些好这口的熟客来,索性把米饭扒拉到一旁,直接从底下铲锅巴吃。

  上午10点,一辆商务车径直停在春娟茶楼的门口。她认出是熟客,起身迎接,惊扰了趴在椅角慵懒晒太阳的白猫。一天的喧嚣通常从这时开始——10点之前,春娟更像梅家坞的家庭主妇;10点后,她就是茶楼老板娘。农民或者商人,什么身份她并不在意。

  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茶村,10年前一直固守在山的尽头,种茶为生。虽然山北面就是灵隐寺、西湖和繁华的杭州,但山南山北却好像两个世界。

  2000年5月,杭州市在灵隐寺和梅家坞之间开凿的“梅灵隧道”和经过梅家坞的梅灵路正式通车。梅家坞开始变得通达—— 往北,穿过隧道,就能到灵隐寺、西湖;往南,很快就是宋城和钱塘江。

  过往梅家坞的车辆日渐增多,有村民开始在路边卖些茶叶、土鸡蛋,车上的客人也钟情于梅家坞未经雕琢的茶村风貌,乐意在此歇脚。有人开始摆茶摊,2元到5元一杯,很快,餐馆生意也开始有人做了。梅家坞融入了杭州的大景区,茶村不仅可以卖茶,还可以卖土货、卖环境、卖感觉。

  2001年,春娟把自家的农居改成了“春娟茶楼”,可以喝茶、吃饭,兼龙井茶销售点。

  2003年春天,梅家坞开始变样了,政府要让这个山窝里的小村落,成为“西湖风景区内最大的茶乡农家休闲村、杭州的金名片”。地下暗沟取代了蛛网密布的管线,精致的路灯杆换下了水泥电线杆,简易的预制板桥也变成了古朴的石桥。绿地、草坪、停车场、公厕、垃圾箱,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春娟熟悉的梅家坞。

  虽然不是周末,春娟茶楼这天中午有4桌客人,每桌都吃了一只本鸡煲。春娟时不时要上前询问:“这个菜味道怎么样?鸡煲里要不要加点青菜?”

  “生意还可以,我们吃苦过来的,比较知足,也很珍惜。”春娟记得,1988年第一次赚到一万元时,感觉“发财”了,现在日子越来越好,反而愈发平淡。

  上午11点,梅灵路边已经停满了车辆。前前后后的茶楼,很多伙计跑到路上,指挥车辆停靠在自家门口,希望他们能在自家打尖。茶楼多了,茶村经过10年的蜕变,邻里之间开始有了竞争,商业越来越深地嵌入生活。

  “我16岁时,自家做生意还是禁止的。半夜三更地起床,偷偷摸摸地背回来毛竹丝,编竹篮子,没用完的毛竹丝要藏好。天蒙蒙亮拿到灵隐寺去卖给烧香的远路人,5毛钱一只。那时候做一个工才8毛钱,卖2个竹篮就够了。”春娟说。

  就这样偷偷地编竹篮、卖竹篮,竟然编出来一辆自行车,“飞鸽牌的,87块钱。那年头凤凰、永久是要凭票供应的,一个村只有一两辆,我们只好买别的牌子。买自行车之前一家人很郑重地商量,置办好大一份家产啊。”春娟说,车子买回来,一家人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半夜起来看看擦擦,下雨天根本不舍得骑出去,怕淋湿了沾泥了。

  1983年年底包产到户,1984年开始各人在自家炒茶叶,当年还是国家收购;到1985年就要自谋出路了。“刚分时有想法,对做生意很害怕。茶叶到个人手里怎么办?国家不收购了,茶叶卖不掉怎么办?”春娟74岁的公公徐根生回忆。

  以前生产队的供销员,分产自销后成了第一批茶叶贩子。“慢慢地,大家就不慌了,集体时每斤茶叶卖5元,分产后,最好时能卖8元。”现在,最好的龙井卖到好几千元,在农家饭店喝茶,每杯的价格就是10元。

  1988年,“贩茶叶的都发了”,他们也琢磨着自己把茶叶卖出去,“正好有个舅舅家的表兄在长沙,部队转业的,和我们说可以卖给湖南的茶叶公司,我们就把茶叶送过去了。”春娟说,刚开始做生意,很简单,别人要货,他们从村里收过来,加点利润发过去。到了年底,一盘点,夫妻俩有点吓着了,这一年赚了1万多元。他们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儿。

  到了1990年,春娟家已经攒了五六万元,他们觉得必须把房子盖起来。“这个房子是1990年盖的,花了10万,当时就想盖牢固一些,用了钢筋混凝土的框架,钱不够,还向亲戚借了两三万。那时候赚了钱就是为了盖个房子,乡下人有了房子,心就安定了。”

  1993年,生意突然出现意外,湖南茶叶公司倒闭了,欠了她家4万元货款,只能把在北京的一间柜台转给春娟家抵货款。被逼无奈,她开始闯荡北京,承包北京一家军校军人服务社的一个柜台,“从早上8点站到晚上,租150元一间的小房子住,晚上墙皮唰唰往下掉,冬天囤积几十棵大白菜,一个冬天都要吃的。”

  后来又到北京马连道茶叶市场开批发部,一下有了两个摊位,花50元买了辆二手自行车,两头跑。“生意稳定下来后,我把儿子、老公都接到北京,租了个450元的大单间,有10来个平方,后来又租了个两居室的房子。”春娟回忆,再后面,开始慢慢走上轨道,2001年回来开茶楼后,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

  打理这家茶楼已有8年,虽然现在经济也宽裕了,春娟还是不愿请人来管理,“自己的招牌,自己管放心。”她也不愿透露一年能赚多少钱,“10多万总是有的。”

  春娟半开玩笑地说,26年前,她嫁到梅家坞的“价格”是1000元。“1000元彩金,感觉像做生意,卖女儿。”春娟说,“1982年,还没有分产到户,家里穷啊。结婚前,和他也没见过几次面。知道他爸爸是梅家坞生产队的干部,家里房子盖得挺好,又送来了这么一大笔彩金,家里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”春娟结婚时穿的呢子大衣,她到现在还收藏着。

  1983年,生产队干部徐根生家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,怀孕的春娟一样要干活,挑大粪,上山砍柴,怀孕7个半月时,人还在茶地里锄草,肚子疼了,孩子早产,“生下来和芋头一样大”。

  现在,春娟的儿子徐松已经26岁了,也已经开始创业。父母拿出70多万元在杭州茶叶市场租了门面,让他做生意。在城里帮他买好了房子,明年装修好做他结婚的新房。“就一个儿子,条件有了就体面点,不能和我们当年比。”

  现在,她给家里每位老人都买了保险,一次性交2.5万元,以后每个月返还580元,再加上农村合作医疗,一年个人只需交100元,老年人的日子就有保障了。

  四川大地震后,春娟报名要求领养个孤儿,后来因为条件不符合没有如愿。她在报上看到可以资助灾区的学生,赶紧报名对口资助了一名初三学生,每年2000元。“前几天,孩子给我写信了,我回了封信,希望她过年来我们这儿,给她买套新衣服。”

  春娟希望明年多资助几名学生。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慈善行为。她说,自己赶上好时代了,日子好过了,这是很自然的想法。

  20多年前,1000元的彩礼就让春娟定下了婚姻大事;20多年后,2000元对于春娟来说,已经不再是决定人生的重要筹码。而时代就如同村尾那条穿山而过的隧道,为春娟和梅家坞的人们打开了一条豁然开朗的通道,无限的可能就在眼前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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